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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简况


通渭县政协      www.twzx.gov.cn    | 日期:2008-11-15 5:39:53 浏览13100 次] 【  】 

通渭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简况

 

闫玉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开始全面甄别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批冤假错案。中共通渭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于1978年成立了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组织部副部长兼办公室主任。全县抽调275名思想品质好、工作能力强的干部,组成落实党的政策,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的专干队伍。各单位都确定一名领导,具体负责,采取分口包干的办法,开展复查案件,我参与抓此项工作两年半时间。精心地研究有关政策,认真地掌握具体案情,按政策办案。现将情况简述如下:

一、甄别平反冤假错案政策的提出和我县落实工作的回顾

甄别平反冤假错案首先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由邓小平论述了有关政策和工作方法。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于6月12日作了总结讲话,讲话中对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把他的讲话传达到各省各地方。他认为,1959年“反右倾”不该扩大到群众中去,并提出:“要对几年来受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和改正。”还确定:“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组员群众中间,不许再开‘反右倾’或者‘左倾’的斗争,禁止给他们戴政治帽子。”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1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作了讲话,重申了“要对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讲话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1962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说:“自从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甄别平反工作以来,各级党委对此进行了许多工作。但是,目前还有一些地区和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速度很慢。因此,中央认为,甄别工作要加强领导,加速进行。”通知说:“当前工作的重点是县以下农村基层干部和机关、学校、工矿企业中的一般党员和干部,然后集中力量解决县以上一些人的甄别平反问题。”通知还说:“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错了或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加以平反。”

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最后一天,邓小平讲了当前的中心工作、甄别平反和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问题。提出:“采取一览子甄别平反的方法比较主动,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帽子,就是有一点点还对的,都不要留尾巴,一次解决。”

1962年6月29日中共定西地委根据甘肃省委的决定,发出《关于认真清理历次运动中错案的指示》指出:“历次运动中伤害了一批好干部,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混淆了事非界限。现在对这些错案进行一次清理是十分必要的。各县工作组,县委必须加强领导,成立案件甄别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组织专人进行工作。”

中共通渭县委认真贯彻中央及省委地委有关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做了大量的工作。1961年10月2日成立复查案件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刘志荣、副县长胥起云分别任正副组长。负责清理案件、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1962年9月27日县委批转甄别平反工作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甄别工作的意见》,经过近两年的工作,对全县自1957年下半年至1961年上半年,在历次运动中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组员、工人、学生共13415人进行了甄别。(其中:脱产干部541人,不脱产干部2062人,组员10644人,工人94人,学生74人)经过甄别,原批判处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892人,占总人数6.65%;原批判处分部分错了的1584人,占11.81%;原批判处分错了或基本错了的10940人,占81.55%。甄别后,恢复党籍的272人,恢复团籍的62人,恢复职务和安排工作的1298人。

1963年8月以后的几年时间,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特殊历史环境的限制,甄别平反工作基本停止。应该甄别平反的未能甄别平反,已经甄别平反的,有的留有尾巴。十年“文化大革命”又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甄别平反冤案错案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77年10月以后的1年多,甄别平反冤案错案的工作取得了进展。中央党校组织有关同志调查研究,撰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10月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指出:“我们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翻‘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作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翻。”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率领中组部全体同志,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打开了甄别平反冤案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局面。《人民日报》多次发表评论员文章,强调呼吁“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假案要纠正。”1978年11月5日发表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一文指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的处理,不管是那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指出:“对群众中的冤假错案,同样要认真清理,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并指出:“争取1979年上半年做完干部的平反工作,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全面、认真、彻底的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

通渭县委根据中央关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方针和“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假案要纠正”的政策,从1978年开始至1981年6月历时3年半时间基本完成落实人的政策、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的任务。还遗留的问题由人事部门负责,实事求是地给予解决。

二、造成冤假错案的十类典型案例

冤假错案主要是在党内“左”倾错误的思想指导下,在各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选择十种类典型案例,以事实加以说明。

1、无事实依据,硬性处理。例如一位曾在县委机关工作的一般干部。由于在“反右派”运动中,提了许多一般性的意见,先是以“右派”对象批斗,揭发不出右派事实;接着以“坏分子”批斗,举了几名县妇联干部的名字,说和她们搞男女关系。所涉及者无一人出俱证词,被批斗者亦不供认事实;又接着以 “反革命”批斗。在一起“反革命”案的人员中搜取了许多编造的证明材料,都说不清楚其参加“反革命”的具体事实情节。只有一“反革命分子”的总头目书面证明称:“不认识这名干部,也没见过这名干部。”肯定了这位干部不存在参加“反革命”的事实。而县公安局的一份证明,转弯抹角、模棱两可,既不明确认定,也不清楚否定,并未做出肯定性的结论。县上就硬性地盲目地无事实依据的开除干部公职。

2、排除真凭实据,偏信不真实的个人揭发材料定性处理例如解放初,由老解放区派进通渭的一位科级干部。被同时派进静宁县的一同乡,直接呈送甘肃省委组织部长一份揭发材料称:“某人家庭是大地主,本人曾大闹农会,包庇其父的‘反革命’身份,混入革命阵营……”等。省委组织部长批示:“定西地委查处。”地委批转通渭县委承办。经调查:老解放区有关党组织书面证明称:“某人在征粮工作中,有坏人从中捣乱,作过处理,并不存在大闹农会。其父抗日战争暴发后出走,再无来往。”(解放后,其父由组织牵线联系来通渭住)通渭县委书记和县长分别作书面证明:某人父亲是经过他们同意,通过组织安排工作的。通渭县公安局证明称:“某人父亲是地主成份,曾任国民党专署建设科长。”只说明了家庭成份和本人历史职务,也未定为“反革命分子”的结语。对于这些事实全部排除,完全照抄揭发材料定性处理,以“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捕办。后改变定性释放,又开除党籍,连降几级,按一般干部安排工作。

3、抓住历史把柄,升级处分。如一位任县农业科副科长(家庭地主成分,本人地下党员,曾任区委书记)的干部。因其在解放初包庇过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已经审查清楚,给予党纪处分。仍按科级干部任职。此后,于1958年下半年按县上统一部署,领导全县“四类”分子打着红旗在华家岭搞水土保持工程。在1960年处理“通渭问题”时,说让“四类”分子打着红旗是敌我不分,长敌人的志气等,就和已处理过身的历史并家庭成份连在一起,以“现行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捕办,后改变定性释放,又以“阶级异己份子”开除党籍和公职。
  
4、因不执行领导的违规主张,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处理。如一位粮管所主任,因隐瞒参加“一贯道”反动组织(一般成员),已经审查得出结论,给予党内警告处分。1959年上半年不少生产队缺籽种影响播种。粮管所给供应了胡麻籽和洋芋籽,解决了急需。是年下半年,大队干部去县上开会,没粮食兑粮票。公组领导提出,要向粮管所借用粮票。这位主任认为随意借粮票是违规行为,拒绝借用。结果惹了领导,就将不借粮票和给生产队供应籽种混为一谈。说给生产队自作主张供应籽种,同样是违规行为。借此为由,并和处理过的历史牵在一起。于是在原警告处分的基础上,接连处分4次:党内严重警告;留党查看;开除党籍;定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

5、以“听见有人谈论国民党的事情”为由,定性处理。如一位家住襄南的干部(是什么干部,在什么单位工作记不清)曾任伪三青团区队长,已经审查结论处理。有一天晚饭后去一家闲转,走到门口时,听见有几个人谈论有关国民党的情况(具体内容不清)就没进门。被谈话人发现后叫了进去,即转移了话题。以后被揭发说:“听见有人谈论国民党的事情”没举报,开除公职。

6、小事扩大,从严处理。如一位县农业局的一般干部,1959年冬季在华家岭下乡回家时,其母因饥饿,挣扎在死亡线上,卧床不起。这位干部随身只带1市斤粮票,忙去粮油门市部买面,搭救母亲生命。乘门市部营业员不注意之机,随手从木架上摸了5市斤“内部粮票”(非正式粮票,是自制的内部人员使用的)次日清晨又去门市部买面,营业员接过5市斤粮票后,立即向这位干部脸上一看,这位干部已感到事情已经识破。放弃了买面的念头,立即转身慌忙溜走,随后被反映,以“偷盗”论处。停止工作,送甄家山牛场劳动改造,批斗检讨,后来开除公职。

7、以逼供的个人检讨材料为依据,定性处理。如一位县农行的干部,家庭是地主成分,本人是学生出身,其父被批斗,在批斗 “右派”的场合,身背家庭地主,其父被批斗的沉重包袱,不肯发言。说不发言是“同情‘右派’分子”,以此,批斗多次。追其“反动”思想根源,逼迫写“交心书”本人检讨自认“思想反动”对“共产党有仇恨”等。据此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

8、惹怒领导,以“法”惩处。1960年,主持解决“通渭问题”的一位省级领导干部,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追问:“通渭镇反彻底不彻底?”一位县法院领导干部回答说:“通渭镇反是彻底的,逃犯都追回来了。”这位省委领导批评说:“没说清楚?”法院干部接着回答:“我看说清楚了。”随即将笔记本使劲往桌子上一放,坐在凳子上低头不理。就这样惹怒了领导,竟说: “借司法工作职权包庇反革命分子……”等,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捕办,后来平反时,已冤死在定西狱中。

9、无视正确的历史结论,坚持错误不改。如一位原县农业局的科级干部在解放前任国民党镇公所户籍主任,以此为据说他参加“国民党特务‘外围’反动”组织为由,开除党籍,连降几级处分。当时本人提出不同意见后,审干办公室根据伪镇长的九份证明,否定了这位科级干部参加“国民党特务‘外围’反动”组织的问题,做出结论,并通过本人签字。而县委“五人小组”竟无视事实坚持不改,使其处分长达20年。

10、处理定性不准,复查纠正留有 “尾巴”。如一位曾在县委机关身任要职的科级干部。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职,连降几级。后经复查,撤消了原定性处理。恢复党籍,随之恢复科级职务。但是,在复查纠正时,无理地改写为“犯有严重的自由主义和严重的个人主义。”以此为由,坚持原工资降级的处分不变。

三、甄别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复杂性和做好上访人员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开始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长达20年时间,在党员、团员、干部、工人、学生和组员中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在全面落实党的政策的过程中,大量的申诉书投送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和县委组织部。有的直接投送县委领导阅示。大批的上访人员接连不断。复查案件的难度大、涉及面广、情况极为复杂。申诉、上访人员就其内容大致有四种情况:

1、1961年至1962年精减退职的。是国家为减少城镇人口、压缩粮食销量、应对渡过“三年困难”的正确的重大决策。精减退职人员不属甄别对象。但是,在精减退职人员中,有极少数的人找各种借口申诉、上访,要求“改正”。

2、原处理证据充足,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处分得当,不属冤假错案的,也有少数借机申诉、上访、要求改正的。

3、罪有应得受批判处分的一般本人不出面,让其子女试探性地申诉上访。

4、受批判处分者身亡,其问题经过甄别平反之后,而子女借此要求安排工作的。

面对上述复杂情况,坚持做好上访人员思想政治工作至关重要。态度热诚,细致认真是解决上访人员思想认识的关键。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思想教育是解决思想问题的重要办法。采取理论联系实际,以事实说教是上访人员最能接受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做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主要坚持四个方面的思想教育。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教育。提高遵守党的政策的自觉性,维护执行党的政策的严肃性;二是坚持一切向前看的前途教育,解除悲观情绪,增强树立自力更生、奋斗不息的决心和信心;三是坚持识大体顾大局的教育,提高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觉悟;四是坚持遵守党纪国法的教育,增强党性认识,提高执行纪律的自觉性。通过做艰苦细致地思想政治工作,解决了各类上访人员的思想认识问题。保证了党的政策落到实处,使甄别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

四、我县落实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的基本情况

全县共列入复查甄别的国家干部673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甄别平反彻底的、没留尾巴的不在其内)。

其中:“文化大革命”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批判和处分的国家干部395人。内肃反审案件104人;“反右派”案件94人;“反右倾”案件71人;“四清”案件15人;其他案件101人(内含拔“白旗”案52人,1959年至1960年除名处理的69人);伪党团合并69人(合并总人数253人,1963年纠正175人,内骨干分子14人)。经复查甄别,纠正392人。其中:平反和部分平反303人,维持原结论的91人。复查甄别人员中,对原开除公职的125人,能工作的安排了工作。因年龄、身体原因不能工作的按退职、退休解决。已去世的22人,按病故职工补发了丧葬费和生活困难补助费。

1960年和1966年退职的未落实安置费的150名干部补发了退职费和生产生活补助费。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批判和处分的国家干部278人。其中:原定性敌我矛盾的29人,平反的25人,维持原结论的4人;定性人民内部矛盾的249人,平反和部分平反的182人,维持原结论的67人。原开除公职的34人(含捕办的11人)复查后,安排工作的8人,改按退职的6人。原开除党籍的19人。复查后恢复党籍的11人。对运动中间非正常死亡的21人,全部平反昭雪,恢复政治荣誉。并安排了13名子女参加了工作。

对运动中强行退职的89名干部,能工作的安排了工作,因身体和年龄等原因不能工作的19人,按退休解决。

对运动中批判和处理的工人、营业员100人,同时复查纠正。其中:“文化大革命”前的22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78人,全部复查结案。原定敌我矛盾的4人,纠正3人,维持原结论的1人。原定人民内部矛盾84人,平反纠正55人,维持原结论的29人。对其中退职的46人,安排工作的23人,退休的3人。

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批判处理的265人和以前历次运动中批判处理的74人,共339名不脱产干部,全部复查纠正。

对运动中批判处理的2366名组员群众全部复查纠正。其中:“文化大革命”前的180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2186人。将其中致死致残的203人,(其中致死的165人,致残的38人)恢复政治荣誉,妥善安置。对这些人分3次发了生活费。其中:1978年发9000元;1980年两次发27700元、5150元,共计41850元。

1960年整风运动中(“通渭问题”或者“席道隆”案)处理的148名干部,全部复查纠正。其中:原判刑和审查的30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双开)的8人;开除公职的5人;开除党籍的6人;留党察看、开除公职5人;撤消职务的13人;党内严重警告或警告13人;开除团籍1人;行政降级或记过处分4人;免予或记过处分27人。

1960年捕办的席道隆等15名干部,释放后待安排工作期间扣发工资总额为23297.8元(政策规定,不再补发)。鉴于受审期间给这些同志在生活上造成困难,分两次发生活费3900元、4000元,共计7900元。

1960年和1961年除名的109人,同时复查纠正。

对“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查抄组员的财物,因后来找不到下落,给予补助1万元。

3位“民主人士”补发所扣工资20400元。

6起集团案,涉及492人。复查平反4起,435人。对捕办判刑案件复查454件,(含“文化大革命”中的278件)平反或改判149件。(含“文化大革命”中的116件)

通过甄别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端正了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工作路线。改善了党群关系,树立了党在群众中的光辉形象。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组会主义的积极性。

 

注释:

(一)《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

487页至488页;②485页;③498页至499页;④501页;

(二)《通渭党史资料》:

97页。

清·志翻印随笔

 

杨子丰

 

清·乾隆、光绪年代两套《通渭县志》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翻印出版,即将面世!这是我县挖掘、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件幸事。

言其古志者,据《通渭县志》载,通渭自明·弘治年以来共修志十二次,其保存最古志书为明·万历年《重修通渭县志》共四卷,而卷四已佚。其次即为清乾隆二十一至二十六年(公元1756-1761)编纂成书的《通渭县志》,距今已二百五十多年,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成书的《通渭县新志》亦有一百一十多年。二百多年的风雨沧桑在历史长河中可谓短暂之一瞬,算不上久远,但就县志而言,在经过多少年来的地震、饥荒、人为等多种灾难之后,得以完整保存至今已属不易。按我国年代分期十八世纪中叶前断为古,以及民间古今年代划分以清前为古,清后为今之习惯。故谓其清中期志书为古志矣。

何言面世?其一,从史书记载看,上述两套古志书编纂成书后发行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目前所存清乾隆年古志两个版本均为楷书手抄本,一为县存版手抄本共十卷,现仅存一套,且缺失卷六;二为八十年代初由县志办公室从北京故宫图书馆辑录版手抄本,只作藏本,无以发行。既为手抄,可断定其发行量极为有限。现存几何流传于世我们难以定论,单就经多方搜集而亲眼见识者仅为上述两个版本之两套。清光绪年《通渭县新志》虽为铅印本,其印数至少应大于手抄本,但经一百多年的磨难,现存世也已无几。其二,从目前情况看,以上两套志书极少留存于世,已成孤本,且都珍藏秘笈,轻不示人。县人只知有古旧县志,既不知为何朝何代之志,也无从见识,更谈不上亲眼一阅。此乃不能不说是邑人之一大憾事。如今,印行以上两套历史志书,使其见诸于世人,以满足社会各界人士爱好乡土文化、渴望见识和研读地方古志、抢救和保护我县历史文化遗产之愿望。

之所以说幸事者,至少有两点可庆幸:此次翻印两套古旧县志,可以使今人亲见、亲历、亲读唯一综合记述和反映清乾隆盛世与光绪年间通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真实写照之教科书;由于以上两套志书,当时发行量少或相当有限,且经过二百多年时日,已存世极少,现今保存比较完整的两套也因其成书年代久远,虽贵为珍品,于县域而言可堪称其一宝,但腐蚀、磨损已相当严重,加之我县保管条件十分有限,很难预料还能完整保存多少年,如不抢救,二次印行,将有断世之可能!此次印刷出版,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清乾隆、光绪年间《通渭县志》这一通渭历史文化遗产和县域志书,瑰宝流传于世,传承于后人。

说到翻印,一般为对原本原封不动地再印一次。然翻印古旧志书应从内容到形式上力求考虑周全,以达到其保存价值、阅读价值、鉴赏价值、历史价值。此次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翻印的两套旧志可以说尽力体现了这一原则要求。

首先是内容:以上提到清乾隆年《通渭县志》现存本为两个版本,其内容大体相同,但详略、纲目不尽一致。原始版内容翔实,历史价值较高,故翻印了原始版,所缺卷六以辑抄版卷六补之。并对两志的版面、文字、图画、史料等未作只字修改,原汁原味付印,保持了旧志的原貌。与1990年版《通渭县志》比较,其涉古更为详尽,所载的星野、分野、井宿、八景、坛庙、仓廒、佛寺、道观、牌坊、丁役、开读、鞭春、忠义、孝行、节烈、功名、鬼宿等内容为新志所节略或略写,阅读、赏析、研究时,可与新志相互印证,相互补益。

其次为纸质:旧志纸张当然是古宣纸,现今仍以宣纸翻印非专业古籍出版社不可为。为既不舍近求远,又保持与旧志古色古香相差不几,翻印和承印工作人员跑遍兰州各大纸张批发市场,选定韧度较好且与旧志色调相协调的仿宣纸翻印,达到古志古色的特征。

其三是装帧:为保持旧志原貌,对原志图画彩画的仍予彩印,并对清乾隆年志十卷封皮均按其成色和破损实际以彩印还原,仿古线装装订。为阅读、携带、珍藏方便,将原志十卷、十二卷分别装订为四本一套,并用专用盒装布制盒,每套一盒装。无论从志书史料价值或装帧精美程度,均堪作历史文化遗产藏品而珍藏、存世、传世。

欣慰之余,亦对现存最早之明·万历年县志经搜集不全和没有更早期古志存世而惋惜。愿经过县人的携手努力,早日填补我县县存明期志书不全和明前古志无一保存的缺憾。

欣得旧志今传世,更盼古典继世来。

                                2008年7月

通 和 塔 简 介

 

刘振东

 

华严寺位于通渭县南屏山之巅,距县城一公里之余。这里四面环山,坐西向东,亭台错落,楼阁掩映,但憾无塔。为此,在各界人士的襄理施助下,于2006年8月至2007年10月兴建落成“通和塔”。

通和塔为七级六角,高18.6米。柱石林立的塔体如磐石永固,青石塔座奠定乾坤。塔内旋梯可攀登极顶,各层供奉的菩萨和佛像栩栩如生。一层外面五碑相依,各显千秋。七层莲台上的“舍利塔”形成塔中塔。塔外桔黄色琉璃瓦盖顶,七色反光漆涂面彩绘。飞檐翘角上吊置风铃灯饰,奇光异彩,相得益彰。

通和塔是通渭第一塔,它为华严寺锦上添花。这里已是幽幽静谧寺宇,巍巍佛塔胜影的壮丽景观。它既是通渭佛教事业兴盛的标志,也是通渭和谐兴旺的象征。

它与日月同辉,光照通城;

它与天地共享,明映四方。

 

 

 

 

 

 

通 和 塔 碑 志

 

华严寺处城南公里外南屏山之巅。此乃佛教圣地,纳一川烟光,萃两山灵气,聆牛谷弦韵,披霞霓锦衣,凌空瞰城,实佛教佳宇。但憾无塔,翘楚难及!故浙江普陀山理航、北京广济寺法闻、县佛教协会会长亢克义生念奔告,首幸县政协主席郑俊清、副主席张映星总策襄理;继得燕胜三、王宏德、令续鹏等县主要领导悉以力扶;更钦常藏、理航、法闻诸高僧及郑玉璋、王云峰、卫峰等德望慷慨解囊,余众捐集,计四十余万元酿就建塔宏谟。兹于两千零六年八月始建,历时年余,于零七年九月落成,名取“通和塔”。“通和”者,通渭和谐之意也。塔体砖混融筑,高十八余米。七级六角,内梯攀旋及顶;飞檐翘角,上设灯饰风铃;有七色反光漆彩面;以朱赭琉璃瓦盖顶;底层五碑,各尽其用;青石塔座,奠定乾坤;各级奉菩萨与佛像,内顶莲台“舍利塔”彰;复致绘图,古色古香。塔门之右,建两层高十余米之六角钟楼,内悬“吉祥如意”之洪钟,相得益彰,异彩纷呈。水有龙则灵,寺以塔而名,胜状空前,辉映通城。此政通人和,吾乡佛事兴盛之鸿举;亦国泰民安,通渭和谐兴旺之象征。实众望所归,特以勒铭。

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会员   李法宗

                                                                                  

通渭县政协常委、民族宗教与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   刘振东

甘肃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原县政协副主席      

          二○○七年九月   通渭县通和塔建设委员会立

 

通 渭 民间 剪 纸

 

姚振东

 

中华大地,不同地域的民俗剪纸历史久远、浩如烟海。唐李商隐《从日》诗云:“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便是唐宋时期剪纸的真实写照。现代史学家诗人郭沫若对北方剪纸艺术评语:一剪巧奇天工,其味而天真厚重。因地方风俗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地民俗剪纸虽然一脉传承,但经过多年流变,又各具其不同的艺术特色。通渭民俗剪纸以其精细的制作工艺和夸张的寓意内容,奇妙的构思构图,流畅的线条,耐人寻味的表现手法,瑰丽的装饰效果成为民间艺术中的一枝奇葩。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能长出如此瑰丽的艺术之花,与当地一个古老而美丽动人的传说有关。东汉时期,这里生活着一对恩爱诗人夫妻秦嘉、徐淑。后来,秦嘉任黄门朗后被朝廷派往津乡亭领差,思念丈夫的徐淑写下一篇篇动情的诗作后,用纸剪出一只只纸鹤,然而,当纸鹤衔着诗笺飞到津乡亭时,秦嘉已客死他乡。噩耗传来,她与家人亲往搬柩归葬,悲痛欲绝的徐淑剪下万杂白花撒向山野,千山万壑便披起哀悼的素装。从此,通渭的女儿家便用雕花剪纸来纪念这对恩爱夫妻,也借以寄托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千百年来,通渭民间剪纸艺术也和其它地方一样广泛流传,在岁月的长河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群众的普遍喜受,像不竭的清泉,滋养着这朵民间艺术之花,更促进了它的不断升华。

通渭剪纸,培养出一代代剪纸能手。在20世纪80年代,曾参加“甘肃省民间剪纸展览”和“全国剪纸展览”,他们的艺术作品备受艺术界的青睐,以“构思精妙、简洁明快、干练有力、工稳细腻、工法优美,俏丽有致、独具匠心”的好评,民族文化宫和中国民间美术博物馆共收藏甘肃省民间剪纸267件,其中通渭剪纸63件,占全省被收藏数的23.5%。

通渭民间剪纸素材纵横广泛,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各具特色,装饰分门别类,主要有:窗花、春缨(春幡、春叶)、遮面(门笺)、灯饰、居饰、婚丧嫁娶等之类装饰。

贴春叶、遮面、窗花的习俗从远古开始盛行世代相传,一直保持到今天。这与通渭人崇尚精神生活不无关系。通渭是农耕文化地区,当地人大都以耕读传家,至今很多人家的门匾上仍有“耕读弟”三个大字,这里民风淳厚、高古;每到年节时分,家家户户先打扫卫生,然后在门框、格、扇贴上春联、遮面、门神,在棋窗贴上五彩缤纷的窗花、在房屋的檐头上贴大小相间的春叶,在主房两侧挂上圆灯或方灯,转眼间往日的单调、岑寂,顿时焕然一新,在爆竹的共鸣声中,呈现出“春缨换尽千家旧,彩灯照映万家新”的景观,春意盎然,气氛舒心至致,烘托出热闹非凡的“千门共贴宜春图,万户共庆新佳节”的喜庆气氛。

灯饰。无宵观灯和举办灯谜会,是通渭城乡盛行已久的游艺活动。每逢元宵佳节,县城大街小巷的两旁,系着长绳,挂出无数造型奇巧、工艺精细、色彩俏丽、品种繁多的花灯。如宫灯、瓜灯、转灯、福寿灯、莲花灯、猴子灯、山羊灯;组火中的纸马灯、腊花灯、高叶灯、旱船灯、虎头灯;巷口搭有五彩缤纷的灯门,巷尾繁灯闪烁的灯山,在这些灯饰的装饰纹样离不开“虚实相生、曲直相结、粗细相随、占面相应”的剪纸,剪纸贴切在转灯、宫灯、莲花灯的遮檐、窗眼、底座、栏杆等醒目的地方。戏曲故事、山水人物、动物花卉贴在灯上,在灯火的映照下,无不形神兼备,栩栩如生,造型优美生动,千姿百态、琳琅满目,星月灯火,交相辉映,供游人一边观灯,一边猜谜,给节日锦上添花,使观众乐中增趣,并以烟火助兴,使成千万的游人留连忘返。

室饰。春叶、遮面、彩灯是春节室外的主要装饰品,室内装饰主要是窗花、字画、玻璃画、烙画和剪纸,它们融文学、书法、绘画、剪纸、刻镂、色彩为一体,各显益彰,显得室内古朴雅静,轻松舒适,给人以心旷神怡之感,富有诗情画意之韵,并巧妙地用文学、书法、绘画、工艺等方面的综合艺术创造了完美和谐的艺术效果,达到了心理感觉的理想组合。

红事剪纸装饰。用剪成各色的彩带鲜花装饰迎亲车,装饰新房,贴窗花,显得喜庆、欢乐、高雅、双喜临门、百年偕好。

丧事剪纸装饰。出纸,依亡人年龄绾成数节,每节以剪裁白纸数百条点缀成筒形,外配六花灯到底。大门旁立数丈一高杆,挂于顶端,杆顶有纸做白鹤一只,呈展翅欲飞状,象征亡人“驾鹤归天”。在灵堂院内有各色纸剪贴做成的香幡、灯幡、花篮、铭旗楼、裸幡、花圈等,门前出纸高悬,院内素幡陈设,灵堂香烟袅绕,庄严肃穆,忧思绵绵,情思不断。每年清明节前后人们用彩纸剪的彩带装点坟园,追念先祖。

剪纸根据不同用途,内容各异,是熔成语典故,设计绘画,色彩刻镂于一炉的综合艺术。大致有人物花草、鸟兽虫鱼、民间故事、瓜果蔬菜等。如窗花遮面有 “五福捧寿”、“莲(连)年有鱼(余)”、“福在眼前”、“富贵牡丹”、“团花云子”;红事装饰有:“同心喜”、“麒麟送子”、“和合美满”,“双鹊捧喜”、“梅花捧喜”等;灯饰有“八仙”、“十二属相”、《水浒》“一百单八将”,花草鸟兽等;白事一般用白纸素花、“二十四孝等”。居室根据个人爱好以花卉鸟鱼、英雄人物、民族风格建筑、田园风光、乡土风情、城市生活等图样,这些图样反映了人们崇尚吉利,借物寓意,谐音隐喻,达到自我陶怡和精神生活的需求,表达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

通渭剪纸它是工艺美术品,又是手工业。主要是绘、剪、凿、刻、染;根据需要制作了方、圆、三角和大小不同的剪刀凿等工具;用料用彩纸、毛边纸、锡箱纸、油光纸、绘图纸;技法上可阴剪、可阳剪、或纯色、单、套色剪纸,线条讲求密疏关系变化,运刀方圆兼施。

通渭窗花大都为套色,讲究整体布局和色彩搭配。窗花跨越窗棂,不受窗格限制,有机的吸收了在建筑雕花木格的构成结构,工整秀丽,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格式是类似敦煌壁画藻井构图的多层花边式样,当地人称之为“棋盘”、“云子”。“镶窗”、“散朵子”,棋盘的格式多种多样,有宽、窄、单层和多层之分,又有窝角、圆角、特型角之变。色彩丰富、形式多样。云了有方、圆、菱形和多边形等,造型夸张,构图饱满。

剪纸剪法以阳剪的小花和阴剪的空花错格张贴,采取对比色并置,形式空灵而富有节奏感。较复杂的“组合图案”和局部重合共用的“叠体图案”,更巧妙地利用三角形的斜边以及半圆形的直径,使数个单体花样在视觉上连在一起,像现代错视艺术一样,形成更强的视觉冲击力。

在剪刻技法上保持着传统剪纸最经典的折叠法,有对边折、对角折、交叉折和多变的综合折,以及各种角度的套折法。在折好的纸叠上根据设计好的方案简单的剪上几刀,打开后立刻变成一幅精彩绝伦的连续构成纹样。折法和剪法不同,效果也千变万化,令人目不暇接。

颗纹样是一种网状抽象剪纸,形式象马赛克图案但细密通透,很有现代构成的感觉。其方法是把纸对折或四折,用纸稔子钉住,以防松动。然后正、反折成相等的窄行,边折边剪,逐行剪成均匀的六边形或三角形的小空格。第一行剪几格、空几格,用当地纸艺人的话——实的叫“颗颗”,空的叫“窝窝”。展开后颗颗和窝窝组成非常漂亮的抽象图案。剪纸都需照图样而不完全依图样,只根据自己的心计随意组合,其效果构成奇异,变化莫测。

民间有“细窗花,粗遮面”之说,春叶、遮面,是通渭民间剪纸中的独特品种,特有剪纸形式。通常在白宣纸或毛边纸上,用特型纸凿、刻刀制作而成。有多种多样、其构图形式多以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纹样组成,内容多为汉字“福”、“禄”“寿”“喜”再饰以钱串、如意、佛手、石榴等镂空流苏图案。用红、黄、绿、蓝等颜色,套色渗印,构成了幅幅曲直相结,虚实相称,大小相成的图案。同窗花搭配贴在门楣和屋檐的檐头以及飞头上。色彩以大对比,小协调为主要基调。具有很强的地方民俗风味。

通渭民间剪纸艺术,都是老一辈艺人口授心传的形式符号和延续的花样,代代传承下来的。在流传的过程中因剪纸人的认识和手法不同,不断产生变异创新现象。更有些心灵手巧的剪纸人还会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对花样特意加工改动,使之更加完美。平襄镇剪纸能手姜俊花、刘芳琴等人,自幼酷爱民意剪纸艺术,多年来从未间断以窗花剪纸为家庭小手工业,每年腊月上街出售。民间老艺人县政协委员许克俭多年开设纸火铺,生意红火,并收集整理如剪纸、民间小曲、民歌等文化遗产,在省内俏有名气。马营剪纸能手朱彩琴剪出的各式窗花,构图奇特,线条流畅,剪口干净利落,很讲究繁花细腻,虚实相生,曲直相结,粗细相插,点面相应而形成独具一格的个人特色。陇阳乡男青年李军,能随心所欲地剪镂对称与众不同的各式窗花,1989年随省民艺团参加全国剪纸艺术大展,现场娴熟的表演,受到国内外观赏者的高度赞誉。县广电局青年记者党文博的剪纸独具地方风情,成为人们居室装饰的佳品。

通渭人看重剪纸的奇异和装饰工艺的精美。大家都喜欢的剪纸花样代代流传开来。经过世代通渭人的反复雕琢和筛选,才形成通渭今天独特的风格。通渭民间剪纸艺术应用于年节时分、红白喜事等方面,它的装饰效果、艳丽的色彩和精致的工艺,更显得精彩夺目。

通渭民间剪纸,既是手工艺品,又是各种文化艺术和装饰品,长期和商品经济相结合,一些民间艺人,开设纸火铺、剪纸部、婚庆装饰部,花样齐全,生意红火,即方便了群众,又挣了大钱。每逢腊月,通渭县城和各乡镇集市,那些姑娘,媳妇坐在临时铺设的地摊前,一边不停的剪,一边招呼生意,使年关的集市增设了一道五彩缤纷、热闹非凡的风景线。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很多有识之士都重视和挖掘民间艺术,并积极行动起来,保护中华民族多样性文化的根脉。尽管通渭民间剪纸艺术得到了很大发展,培养了不少专业人才,创作了不少精品,反映了传统和时代风貌。但在新时代,如何传承这一传统艺术,使之融入新时代大环境中创新,使剪纸作品保持与时代相协凋的需要,把艺术作品变为商品经济和开发为民间艺术的系列产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我们应以县委提出的通渭县发展“五大战略”的“文旅活县”战略来思考,应做好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宣传、文化部门应组织人员,深入民间,走访老艺人,进行全面收集整理,编印《通渭民间剪纸艺术》一书,对来者以礼品相赠扩大宣传,县内对剪纸艺术收集保存传承发展创新。

二是做到四个突破:一是艺术素材的突破,从传统习俗、传说、美好生活的愿望的作品,向反映现代人生活内容的作品突破;二是表现形式的突破,传统的剪纸花样仅作为古老剪纸艺术的表现形式向现代形式应用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在剪纸原料、制作方法、技法上,在传承基础上大胆创新;三是艺术风格的突破。随着审美观的变化,剪纸艺术风格趋于多元化,吸收各地艺术风格,突出地域特色,把民俗和现代设计理念有机地融入剪纸艺术中;四是剪纸艺术创作应引入现代艺术设计理念。把剪纸艺术的题材构架、视觉效果、内容形式等方面,大胆构思,运用电脑设计,在作品的装裱,采用现代装帧艺术手法,突出裱框的简约大方、豪华高档,既有尺间小幅,也有丈外巨制,小副玲珑,巨大夺人心魄的效果;五是大生产上突破小手工业,可批量生产,形成产、供、销一条龙体系。

望民间剪纸这朵民间传统奇葩开遍祖国大地,开遍五湖四海,满山红遍,结出丰收之果。

 

   

—— 韩 祖 述

 

韩肃川

 

我的父亲出生于甘肃省通渭县碧玉乡韩家岔的一个普通农家。他历经了解放战争的硝烟、抗美援朝的枪林弹雨,为保卫祖国的疆土,参加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爬冰卧雪为国戎马41年。他一生追随中国共产党,为自己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虽然他已去逝近17年,可他的形象、精神留在我心中。

我的父亲小时候学习非常刻苦,也很优秀,考中学时他同时报考了通渭县中学和秦安县一中,结果分别以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绩同时考中,四邻八乡传为佳话。父亲从小就很节俭,到秦安县赶考的时候,家里给了他一块银元做盘缠,可他回来又原封未动地还给大人,他一路上风餐露宿,只吃从家里带的东西。

1946年他入伍参加革命,在县大队补训团当通讯员,后因年纪实在太小又回到学校继续求学。1949年他再次从学校里正式参军,列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兵团七军直属警卫营,同年6月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随部队挺进西南,参加了解放甘肃、山西、陕西、四川等省的战斗,解放战争结束后,为保家卫国编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我父亲所在的部队,在陕西与甘肃交界的地方作战,战士们已断粮4、5天饿得眼冒金星、头发晕,还要行军打仗,在挖战壕时,挖出了一匹国民党军队战死的马,马肉已经变腐,可战士们也顾不得许多就烧着吃,有的战士不等马肉烧熟,就将带血丝的肉吞下肚里,由于马肉已腐,加之又没烧熟,战士吃了都拉肚,这时部队向西南挺进,急行军,拉肚子次数太多影响行军速度,怎么办?战士们为了省时间、图省事,就干脆在裤子屁股上部位剪开一个圆洞,这样蹲下来就能拉,起来就能走。

解放战争时期我父亲所在的西北野战军第七军警卫营在挺进西南时,一天一夜行军180里、翻过两座大山,援助了兄弟部队,完成了增援任务。

父亲讲起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不禁地哼起了志愿军战歌。抗美援朝战争的残酷,是令人振撼的,那是人类战争史上异常惨酷的战争。1950年10月,父亲所在的部队编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工兵第一团(即一零一团)入朝作战。朝鲜的冬天非常寒冷,有时行军打仗插入敌后要穿过河流,可是河上没有桥,也来不及架桥,怎么办?只有趟过去,河面上漂着敌人炮火炸开的大块浮冰,战士们水壶里装的是酒,战士喝上一大口白酒,下到河里,看见大冰块要冲过来,就赶紧把身子埋到水底下,等冰过去了再走,否则大冰块可能把人的脖子削掉。趟过河,到了营地,战士们已冻成冰人。裤腿变成冰筒,两腿同冰筒摩擦,血肉模糊,疼痛难忍,但战士们不叫一声。

在朝鲜战场,我军的后勤部远在国内东北,战地后勤补给跟不上,无衣无食,战士们就在战斗间隙中脱打死的美国鬼子的衣服穿。战争中夜间急行军是常有的事,有时困极了在野外躺下来打个盹,醒来发现脸上飘着衣裙飘带,一看是敌人杀害的阿玛尼就挂在头顶的树上,战士们头枕着死人。

志愿军杀敌非常勇敢,我的父亲职务是事务长、排长、文化干事。我的父亲说职务经常是一天之内三上三下,我当时很幼稚的问是不是犯错误了,父亲沉重的说:不是犯错误,是战斗激烈、伤亡大,所在的班、排、连队,多数战士牺牲,排长、连长就自动成为战斗员,编入到其他连队。如果班长、排长、连长牺牲了,又把你提上去指挥,就这样一天三上三下,可想战争的残酷。

1951年7月,我父亲在朝鲜铁原村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了腿,医生要为他锯腿保命,但他说:我是个军人,怎么能没有腿?我父亲坚决不同意锯腿,医生动了心,采取保守治疗,随后父亲回国在东北养伤,他坚持锻炼,一心要回到战斗的集体中去,他为祖国而战的坚定信念和意志,才创造了奇迹。半年多后他居然康复,并在1952年二次赴朝参战。有几块弹片无法取出,永远留在他的体内,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他,颁发抗美援朝纪念章, “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赠送笔记本、钢笔、手帕等纪念品。这些珍贵的小纪念品,都是他和战友浴血奋战,祖国和人民所给予的最高奖励,这极大的鼓舞着志愿军战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赢得最后的胜利。父亲因在朝鲜战场多次受伤被国家评定为革命伤残军人。

1953年6月,我父亲在朝鲜前线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国内,在东北军区驻吉林市工兵训练基地学习。经过战火的洗礼,回到和平年代,我的父亲格外珍惜学习机会,他刻苦学习,被评为甲等、乙等模范各一次,模范党员、记三等功一次,通令嘉奖多次。

1954年2月至1957年我父亲在吉林工兵技术学校转为教员,期间被派往前苏联莫斯科学习教学工作一年多,学成归国后在广州、上海担任军事教学工作。

1957年2月,我父亲调北京昌平工程兵高级技术学校,任训练部教员。我父亲讲起他到北京初为人师时,他只有二十几岁,很年轻,第一次讲课,非常紧张,他父亲低头匆匆走进教室,一抬头,学员都是些头发花白的将军和首长,全体学员起立向教员问好,军帽都整齐的摆放在课桌上,进了教室他们称我的父亲为教官,出了教室我的父亲称他们是首长。父亲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具体体现吧。’在北京教学期间,我父亲还随工程兵学校参加了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以及十三陵水库修建工作。我母亲对我说:你父亲在北京工作期间隶属于北京卫戌区,国家还专门为他们制作了三套便装礼服。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接待外宾时,我父亲他们担当了保卫工作。能近距离接触周总理和中央领导,我父亲感到自豪。

1960年9月,我父亲作为教学骨干,调往湖南省长河市,参加组建长沙工程兵学院,在学院第三工校任教员。

1962年,西藏中印边界纷争不断,我军急需调集有战斗经验的前线指挥员。我的父亲是个哪里艰苦哪里去的人,他不顾母亲即将分娩坚决要求上前线。1962年6月,他如愿调入西藏军区工兵独立团136团,参加了1962年10月20日打响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这一去就是14年为国戌边。1962年10月19日我出生在长沙,等我父亲三年后回家探亲时,我已经会说会跑了。我父亲在西藏工作,对我们来说就象在天边一样实在太遥远了,平时我和姐姐见不到我父亲,总找妈妈要爸爸,我母亲告诉我们,你的父亲是穿军装的人,所以只要我们看见穿军装的战士都叫他们爸爸,而当我父亲真的回家来了,我们却互不相识,姐姐还问他:“叔叔,你找谁”,当我父亲报出母亲的名字时,我们如受惊的小鸟,飞快的跑回家,告诉母亲有个“叔叔”找你。

直到1969年12月,我父亲把我们全家从长沙迁到四川,靠近西藏一些,我们住在西藏军区第四家属区,可父亲依然要两、三年才能回家一次。西藏的地理条件和气候都极差,川藏交通极为不便,公路常常发生雪崩、塌方等事故,在正常情况下卡车在盘山公路上行驶,一边是峭壁,另一边是悬崖,常常是后面双轮只有一个在路边上,另一个轮子悬空在悬崖上,非常危险。虽然后来我父亲可以乘军用飞机出藏,可每位戌边军人回一趟家都很不容易,所以我父亲每次回家总顺道先看望他的战友的家人和孩子,给他们带去亲人的消息,最后才回家中,往往假期没到又被前方的紧急电报召回。别的叔叔探亲也会给我们带来一点父亲的消息。有一天来了一位大鼻子的叔叔对我说:“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有一个连队,缴获了印军许多工程兵机械,可是没有那么多的机械手,连长就现场教战士们操作要领,把操作要领都改成分解动作,再把会开机械的战士和不会开机械的插花安排,由会开机械的战士在前面带队,然后连长就举着旗子喊着号子。硬是把那些机械给开下来了,连长因此被记功一次。”等到故事讲完,叔叔才告诉我们那连长就是我的父亲。

中印边界停火后,中印两军分别守在各自的国界边,我父亲说:他们常和印军打心理战,西藏高原条件相当艰苦,高原不长蔬菜,内地的菜又运不进去,部队长期吃粉丝、豆腐,有时有鸡蛋和不多的肉罐头。印军后勤更糟,他们还饿肚子,我军战士到界碑不远的哨位上,打开肉罐头吃,对面的印军士兵看得真直流口水,战士们就丢一个罐头过去,他们印军士兵捡起来就吃,战士们看到印军狼吞虎咽的样子就会开心的笑起来,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因为一个罐头显示出我军身后有强大的祖国为后盾。

在西藏实行军管时期,我父亲还兼任了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商业局副局长之职,历任工兵136独立团连长、副营长、营长、副团长、代团长之职。他发挥专业特长,参加了中国援建中国至尼泊尔、中国至巴基斯坦友谊公路出国专家组,我的父亲为西藏建设劳心出力,与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被军区和自治区领导誉为:对西藏建设做出贡献的人。

长期艰苦高原的工作,我父亲患上严重的高原心脏病。1975年7月,中央军委两总部决定我父亲调内地工作,并给予他当时的八大军区任选去向的优待。1975年夏秋之际,我父亲到南京军区(工程兵二团)中国人民解放军83457部队任副团长。

1976年调(工程兵工兵第三团)中国人民解放军83454部队任团长。

1978年调中国人民解放军83461部队正团职。

虽然我们一家也随我父亲来到南京,可仍然常常见不到他,他爱兵如子,常年执行任务逢年过节也以部队为家,多次被评为带兵模范。

1982年,军队开始实施百万裁军计划,我父亲主动选择了新的人生道路,他转业在江苏省交通厅工程局驻南京市办事处主任。除了搞好本质工作外还参与编辑《南京古代道路史》、《南京近代公路史》、《南京现代公路史》。

我父亲一生好学,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都参与了大量编史工作。我们后来发现了一些他的诗稿,凝结着他对西藏人民的深厚情谊,也有演兵场的喜悦,也有编史之余的快乐。

1990年初春,我父亲本想回乡探亲,为家乡建设做一点事情,却不料经医院检查发现病重已到晚期。在他最后弥留之际,还要求我们不能在医院放声大哭,他说:人总有一死,因为他的离去不要让哭声使其他病人失去治疗的信心。他的言行感动了医生护士及病友。1990年9月13日午后,我最敬爱的父亲,一生克己为人的我的父亲,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武警总队医院撒手人寰,享年59岁。

我父亲一生的座佑铭是:共产党人,不为当官,志在事业。在他回顾自己的人生时说:一生风尘。四十余载奔波,追随党、求真理、为理想、为事业努力奋斗。

我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他一生从没有虚度,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人生。他的品格和精神永远传承在我心中,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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