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导航   网站首页>>文史资料 >>
 

王永安两次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前前后后


通渭县政协      www.twzx.gov.cn    | 日期:2008-12-18 6:07:22 浏览13363 次] 【  】 

闫 玉 祥

王永安1973年8月继军代表杨步昌之职,任第九任中共通渭县委书记,兼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王永安任职前两年全县持续旱灾,部分地方又遭暴雨和冰雹袭击。农业生产受灾特别严重,粮食连年减产,生活相当困难,基本上靠回销粮和救济款维持最低生活。甚至有些地方的籽种也要回销粮解决。这一时期是通渭人民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后的又一次特大困难年代。在严重的灾情面前,有一部分干部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和“文革”中受“冲击”,思想上顾虑多端,左右为难。行动上放不开手脚大胆工作,对改变通渭困难面貌失去信心,有不少干部认为,通渭“十年九旱、土地瘠薄,人民多灾多难,谁来当领导困难面貌难以改变了” ,竟说:“谁来也没治”。要改变这种状况,必然是压在新任县委书记肩上的重大的政治任务。这便是王永安任通渭县委书记的历史背景。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通渭这一时期的灾情高度重视, 1972年9月5日国务院派林业部部长罗玉川一行来通渭,深入农村,走乡串户,视察灾情和群众生活。回京后,如实向周总理汇报。总理说:“解放20多年了,那里的人民生活还这样困难,我有责任,感到痛心。”同时指出:“要设法尽快改变贫困面貌”。次年6月3日罗部长一行在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宋平的陪同下再次来通渭,深入鸡川、襄南、李店、常河等重灾社队,走访农村困难户,传达周总理有关救灾工作的指示,进一步调查和解决通渭人民生活、生产上存在的突出困难。紧接着,在周总理的批示和关怀下,调拨和发放了巨额救灾物资。包括:粮食2012万斤,各种救济款1385万元,医疗费22万元;棉布147.25万米;棉花85350斤;军衣棉、单各3.76万套,军被2.64万条,炕20898页;木材1400立方,汽车5辆。全县有34589户,占总户数65%的农户都得到了各种救灾物资,基本上满足了困难户当时的需求(载《通渭县志》468页)。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克服困难和生产自救的信心。

王永安在通渭任职前的1973年上半年,省农业局(后改称农业厅)副局长金克仁一行来通渭,进行了约半年的农村情况调研。向省委的报告称:“……农业生产还低于1949年的水平……。”11月13日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冼恒汉批示:“看来这个县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手里,农业生产还低于1949年的水平,恐怕是全国的典型了,不能容忍!转定西地委认真讨论和解决通渭的问题,并报省委。”这一批示虽则主要是指王永安任通渭县委书记之前的事,似乎对王永安本人针对性不强,却实则对其压力不小。也惊动了定西地委的领导者。地委副书记孟育邹专程来通渭,帮助县委解决存在的问题。孟书记在全县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就金副局长报告中涉及有关公社的问题,专题指示,逐一核对,责成限期解决。冼恒汉批示时隔12天之后,于11月24日率领工作组来通渭亲自督察,接着抽调省、地、县170多名干部,分组驻城关、襄南、马营3个人民公社,进行为期3个月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以农业学大寨为主要内容,大搞水平梯田,为改变通渭农业生产基本条件,扭转通渭困难面貌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74年春,王永安书记针对通渭当时的现状和冼恒汉的批示精神,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围绕如何改变通渭落后面貌的问题,严肃地批判了“通渭后遗症”和“通渭没治论”的论调。5月30日定西地委就王永安的文章转发全区,并批示:“从理论到实践批驳了‘通渭后遗症’和‘通渭没治论’的错误论调。要求各县委认真讨论,从中得到启示。”当年10月地委决定,在地县机关抽调200多名干部,组成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地委副书记毛志勇带队,分组驻马营、黑燕、鸡川、榜罗、文树等5个人民公社,进行为期3个多月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驻各公社的工作组长由县处级干部担任。工作队办公地址设在马营公社。毛书记以马营为重点指导全面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群众运动。各公社以生产大队或几个生产队联合,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指挥、统一作业。突破了以往以生产队单独作业的做法。从而使通渭“三田”建设迈出了新步伐,走向了新台阶,做出了明显的成绩。

1975年,县委提出:“巩固地委路线教育成果”的口号。为改变干部作风,制订了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一、二、三” (县上干部100天,公社干部200天,大队干部300天)的奋斗目标。于是全县干部随带劳动手册和劳动工具,深入农村,坚持和社员“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广泛发动群众,采取突击和常年结合的办法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农闲时集中劳力突击,农忙时组织30%的劳力坚持常年干)。为改变全县农业生产基本条件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巩固地委路线教育的成果。当年修水平梯田相当于前20年所修梯田总数的四分之一,累计梯田313866亩,人均达1.6亩,做出了史无前例的成绩(载《通渭县志》241页)。

同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王永安书记在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最后一天,以后进县代表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作了题为《豁出去,拼命干,苦战五年,誓把通渭建成大寨县》的发言。之后,在传达贯彻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过程中,王永安书记为推动全县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改变干部作风,迅速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身着专为当“社员”缝制的灰色劳动棉布上衣,带着劳动工具,在榜罗人民公社四新大队,以当“社员”的身份连续参加了为期一月的集体劳动。扎根于群众之中,吃住在农民家里,劳动在梯田建设工地上。有时拉架子车,有时挖土装车,有时拍地埂,整天和社员一起劳动。他认真遵守劳动纪律,不以领导者的身份出面指手划脚,有关指导工作的意见,在晚上休息时和队干部交谈。一月的劳动期过后,在榜罗公社三干会议上讲了当“社员”的亲身体会和干部参加劳动对于转变作风、改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推动各项工作的重大意义。王书记当“社员”的举动得到群众的好评。有的说:“历史上七品官,高居县衙,老百姓连影子见不到,还能吃住在普通农民家里和农民一同劳动,如今,县委书记和老百姓同生活、同劳动,真正体现了党和群众心连心的鱼水关系。”由于人努力,天时顺,当年全县农业生产获得好收成,全县粮食平均亩产148市斤,人均口粮445市斤,创历史最高记录(《通渭县志》187、189页)。粮食增产之后对农民和国家都有好处。以榜罗公社为例:全公社平均亩产145.6市斤。总产1548万市斤。上交国家征购粮100万市斤(全县征购任务850.07万市斤),占全县总任务的十分之一以上。提留储备粮为53825市斤。留足籽种、饲料之外,人均分配口粮457市斤,加上自留地收入,平均口粮在500市斤以上。1976年全公社17个生产大队, 146个生产队,25441人的口粮全部自足。一举甩掉了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25年以来大部分年代吃回销粮的帽子。有的社员高兴地说:“王书记当‘社员’感动了‘老天爷’,给农民带来了吃饱肚子的丰收年景。”

榜样的力量无穷。在王永安书记的带动下,全县各级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形成很好的风气。绝大部分干部指导农村工作是干着指挥,而不是转着指挥,也不是站着指挥,公社一级的干部都有劳动工具和劳动手册。所到之处,就地参加劳动,就地评工记分,以备考核。各级党组织将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作为转变干部作风,改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定期检查评比,定期公布。以促进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得到很好的落实。

1975年冬季,省委派出省级机关的大批干部,由省部厅级领导带队,深入通渭全县各社队,配合县社干部宣传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深入调查研究农村工作情况,为省委在通渭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作前期准备。所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村的“阶级斗争”、农业生产,群众生活,社队企业等。重点是摸清社队领导班子的基本状况。通过调查,对公社的一把手能否胜任,作出了初步的评价。

1976年春节过后,冼恒汉带领省、地、县抽调的800多名干部(绝大部分是省上的)进驻通渭。组成“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蔺进生(军代表)代冼恒汉坐阵指挥。省委统战部部长白俊山任工作队长,省计委副主任李世杰等任工作队副队长。工作分队分组驻各公社和县直机关,分队长都由省部厅级领导担任。各生产大队工作组长基本上都是县处级领导干部担任,每个生产队住1名工作队员。驻公社工作分队成立党支部,公社书记参与,意在加强党对路线教育工作的领导。路线教育以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为主要内容,以整顿领导班子为重点,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任务,以改变通渭长期落后面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阶级斗争为纲,推动工作。采取整风的方法,提高领导班子的水平,端正思想路线和政治方向。以适应“农业学大寨”和改变通渭落后面貌的需求。为期两年的路线教育对改变全县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缺点或错误客观存在,应另作为教训如实总结)如今,各地平展展的大块水平梯田和公路两侧成片的林带,相当一部分还是当时全县各级干部在省、地、县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干、苦干的成果。

1976年6月份,省委在兰州召开了全省公社党委书记以上各级主要领导参加的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王永安书记作了题为《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的大会发言。《甘肃日报》作了报道。通渭小组在兰州饭店中楼会议室讨论,冼恒汉到会听了小组会议发言之后,提出了对改变通渭落后面貌更高更严的要求(根本脱离实际,无法办到)。

当年12月10日至17日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王永安书记以“后进县变先进”的代表身份参加了会议。《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报道了通渭由“落后变先进”的事迹(报道事实有水分,应以历史教训记取)。至此,冼恒汉所批示的“……这个县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的政治帽子自然消失了。王永安等县委领导清楚地认识到,与先进县差距太大,并不以此维持现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带领全县干部和广大群众为改变通渭贫困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努力奋斗。

 

 

诗二首·中华新韵

郭怀瑾

 

重游故乡县城

亥年将届故乡行,一日奔驰到县城。

小巷拓宽成大道,旧踪改造展新容。

亲到华岭森林带,目睹郊区蔬菜棚。

相伴漫游瞻母校,莘莘学子自奋读。

 

今昔温泉两重天

离城廿里往西南,坎坷崎岖忆昔年。

结伴相行寻僻壤,解衣互助洗泥泉。

今朝汤水随人意,盛世神池展新颜。

县邑良机天赐福,四方病友尽愈痊。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与

国民党军“通渭会战”的失败

南志明

1936年8、9月间,中国工农红军二、四方面军从四川进入甘肃后先后完成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和“(临)洮岷(县)西(固)战役”计划,为挺军北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至此,红军三大主力集中于西北,遥相呼应,造成了横跨黄河、打通苏联、雄峙西北的局面,三军会师已指日可待。此时的蒋介石面对连遭失败的尴尬境地,忧心如焚,坐卧不宁,特别是对东北军、西北军与共产党的秘密联系深感不安,生怕 “三位一体”联手抗日反蒋。于是在9月10日处理完“两广事件”后,即回戈西北,紧急部署部队,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剿灭”红军。

这次蒋介石的“西北剿共”计划分为三步:其中战役的关键环节是鲜为人知的“通渭会战”。他的如意算盘是:

第一步:全力组织发动“通渭会战”。由胡宗南第一军、王均第三军、关麟征两个师、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东北军于学忠部、王以哲部、董英斌部,集中在西(安)兰(州)通道地区,给二、四方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

第二步:全力“剿灭”红二、四方面军。趁二、四方面军主力遭受重创,立足未稳之际,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集中几十万部队,配合一百多架新式战机,把红军压迫在黄河以东、西兰公路以北地区,一举消灭。

第三步:全力“剿灭”陕北红军。同时,借此观察东北军、西北军动静,如不服军令,便寻机撤职查办将领,调动肢解部队,从而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

通渭西通兰州,东连天水,北靠会宁,战略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穿县境北部华家岭。曾在1935年,红二十五军、红一方面军途经通渭时,蒋介石也在西兰公路沿途组织了围追堵截,均以失败而告终。这次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途经此地,蒋介石将会战地点选在这一地区,作战部队地形熟悉,调兵迅速,补给容易,对己非常有利。当时,胡宗南第一师、第十八师、第四十三师、四十七师相继集于咸阳等地,企图抢占西兰公路静(宁)会(宁)通(渭)定(西)段,阻断我三军会师的道路;位于定西、陇西、武山地区之第三十七军毛炳文向陇西地区集结;位于秦安、天水、西固、武都的王均第三军向武山集结;川军第四十一军孙震部由绵阳、碧口等地向北推进至武都一带,协同青海马步芳部进攻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第四十九、第五十一、第一四○师及第三军、东北军、西北军、川军各一部,向陕甘边境南部之成县、凤县、略阳、康县等地推进,围堵二方面军;宁夏马鸿逵部和甘肃固原及其以北的何柱国、马鸿宾部南北推进,以夹击清水河以西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在这紧急关头,西北“剿共”计划被张学良通报给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于9月13日提出了以打击蒋嫡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的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其要点是:红一方面军以打击何柱国、马鸿宾、马鸿逵部为主,并确保定边、盐边、豫旺县等要地在我军手中,为下一步进攻宁夏创造条件,另一部向西兰大道静(宁)会(宁)段挺进,配合红四方面军夹击胡宗南部;红四方面军以全力抢占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附近地区,在胡宗南部向红军进攻时,消灭其一部;红二方面军在占领成徽两康地区后,以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滞阻胡宗南部西进,为红四方面军抢占西兰大道争取时间,进而提前实现三军会师,消灭胡敌。

按照中央这个战役计划,红一方面军两个特别支队迅速向南推进策应,红二方面军准备以第六军向宝鸡方向前进,威逼西安,制敌人。为了督促红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于9月14日致电中共西北局,指示“四方面军主力立即攻占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硝石河地区之部相机靠近,阻击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但这个计划遭到张国焘的公然反对。中共西北局的“岷州会议”否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并根据静会战役计划,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决定红四方面军在胡宗南军尚未集中静、会之前,先机占领静会及通(渭)定(西)大道,联合一方面军在运动中夹击该大道之胡军与静宁国民党军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1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

此时,张国焘又要求部队西进,党中央、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劝阻和坚决斗争,终于迫使其放弃西进计划同意北上。9月28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发布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提出红四方面军迅速进出通渭、庄浪、静宁、会宁、界石铺地区,争取与红一方面军会合,消灭胡宗南部队,巩固、扩大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接通苏联的行动纲领。次日,红四方面军重新下达了北上的命令。

由于张国焘的蓄意破坏,延缓了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时间,致使原定的静会战役未能实现,结果不但未能消灭胡宗南部的有生力量,而且使敌人乘机从西安进至清水、秦安、庄浪地区,同毛炳文部靠拢起来;王均第三军一部占领成县;川军孙震部进至康县,红二方面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10月2日党中央致电红二方面军,同意二方面军撤离两康地区,迅速从天水以西渡渭河向北转移。3日,二方面军总部下达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命令第六军为右纵队,第二军和第三十二军为左纵队,迅速撤离成徽两康地区,向通渭方向前进。

9月30日起,红四方面军由临潭、岷县、武山、漳县等地,分作六路纵队,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第四军为第一纵队,经通安驿、马营、华家岭、新添铺之线,进占青家驿(今清江驿)、翟家所地区;第三十军为第二纵队,经鸳鸯铺、榆盘镇、榜罗镇,攻占通渭,第九军为第三纵队,取道杨花桥、中堡里、山沟里、新寺、鸳鸯铺之线,向通渭前进;第三十军为第四纵队,在三十一军后跟进,向通渭、马营发展;第五军为第五纵队,在第九军全部通过岷县后,于10月4日撤岷城之围,取道理川镇、乐善镇向庄浪、威戎镇方向前进,军委纵队和四方面军直属队为第六纵队,向临潭新城、岷县中堡里、山沟里一带出发,随九军后跟进,向通渭集中。

红一方面军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进,以红一军团第二师附骑兵第二团为左纵队,南下同特别支队靠拢;以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为右纵队,主力出郭城驿,抢在国民党邓宝珊和王均部之前攻占会宁城,作好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准备。

10月3日,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奇袭会宁城,为三军会师打下了基地。10月4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先头团重占通渭城。10月7日,红四方面军第一纵队第四军一部到达会宁,同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会合,揭开了三军大会师的序幕。10月18日红二方面军左纵队第六军到达会宁老君铺,同一方面军第二师五团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向同心城、豫旺堡附近集结;红二方面军转至黄河以东的静宁、隆德以北地区休整;红四方面军南向西兰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拒阻南敌进攻;四军、五军、三十一军,沿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马营、通渭、宁远、葛家岔、静宁等地,梯次配置,抗击敌军进攻;以九军置于会宁至靖远之间,作预备队。

蒋介石眼看着红军已过通渭,堵截无效,追剿部队远远落后,恼怒异常,于10月16日,调集十几个师的兵力由南向北大举进攻。21日,敌军总攻开始。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坐镇指挥,并逼令东北军、西北军参战。国民党军分三路追击,第一路为胡宗南第一军,第二路为王均第三军、关麟征第二十五师,第三路为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红四方面军执行掩护主力会师任务的红五军,在通渭、会宁一带阻击敌人。22日,红五军与敌三十七军在通渭华家岭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军在飞机配合下,疯狂轰炸,敌我双方伤亡巨大,红军边打边撤。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在战斗中牺牲,战士伤亡887人。22日,红五军从华家岭沿大墩梁撤退,23日,撤出会宁。国民党军先后进占通渭、靖远、会宁,在会宁、靖远等地,红军后卫部队与追击敌军展开了多次激战,掩护了三军主力会师和休整。至此,中国工农红军彻底粉碎了“通渭会战”计划,打破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主力部队的美梦。

僻壤中绽放的腊梅

——记农民文化人吕奠基

姚振东    党旭涛

 

冬天的雪片如同一个个十分任性的小孩,姿意张狂地在通渭县鸡川镇杨川村的上空飘飞着、碰撞着。绽放在这个村吕岔社的腊梅花,依然是那么绚丽,那么傲然,那么默无声息,这景象已经存在几十年了。腊梅花的主人——吕奠基。这位陇中地区妇孺皆知的农民文化人,也生活在这里已70多个年头了。

吕奠基,字云亭,号风雪浪子,生于1934年12月31日。早年先后结业于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和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中国书画人才研修中心一级书法、客座教授,兼评审委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陇中地区农民诗人、作家。

困苦的求学经历

吕奠基的家,曾祖父吕风魁,清末武举,家底殷实。祖父吕国佐嗜好鸦片,不事农桑,所以家境每况愈下。到了父亲吕耀祖持家,由于他生性好赌,债台高筑,所以奠基出生不几年,已经家徒四壁,空空如也。

吕奠基8岁时丧父,少孤。母亲丁氏是一位勤俭耐劳,深明大义的农村妇女。她发觉儿子积极好学,决定纺线织布来供给他上学。在私塾和国民初小中,果然吕奠基成绩一直很好,受到老师的器重。但到了高小时,终于由于家里没钱没粮,不得不辍学回家。

也算吕奠基好运,1946年7月,秦安县王家铺一位姓胡的人来到家里。他自称是奠基伯父的好友来看望奠基祖母。当得知奠基情况后,这位好心的人马上答应由他供给上学。于是吕奠基离开母亲,来到秦安县仙岭乡中心国民小学。在学校,他发愤读书,决心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胡大伯。他的算数、作文、毛笔字、历史、地理等课程一直都名列全校前茅。胡大伯一家人也非常喜欢吕奠基,常给他做新衣服,吃好东西,放寒暑假了还装这装那,打发他回家。

1950年春季,奠基该毕业了,但由于小学合并,路途遥远,加上当时各种情况的巨大变化,吕奠基再也没有条件上学了。失学,对于一个正处于求知黄金阶段的少年来说,其感觉的确是不可名状的。

在失学的痛苦中,吕奠基深深感到,人生一世,总不能平庸而过,应该有所追求,有所作为。学校把他关在了门外。但学校并没有关住他求学的心。社会这个大课堂的门是永远敞开的。于是,参加了农业劳动的他有计划、有选择地开始了自学的历程。他以文学作品为主,古今中外广读博览,其中高尔基的《我的大学》给他的启发和鼓励,令他终生难忘。

曲折文学路

1951年的春天,正当通渭大地“分田分地真忙”的时候,吕奠基由于胡大伯当过“伪乡长”,又因吕奠基对几个年轻人说过“学武术炼身体”的话,因此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硬要把他定为“特务、反革命”,再加上接踵而来的批斗和刁难,使这个17岁的年青人懂得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他忍受着所有的打击,更加认真学习。之后,由于他有文化,学业好,做过农业社的会计,因帐目清楚,得过“经济之花”的旌标。办过扫盲班、耕读班,获得了不少荣誉。接着又做了民办教师,前后总共20年。

在教书期间,他受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精神鼓舞,萌生了文学创作的念头。第一首短诗《见面》竟然在《通渭报》发表了,后来的《为了不误碾场》又发表在《甘肃日报》。这极大调动了他的积极性,于是他不仅写诗,而且散文、小说、戏剧样样都写,一发而不可收拾。没有稿纸,就在旧报纸、烂字纸上写。一写就有数百万字。然而,毕竟由于他缺乏基本的文学理论知识,这许许多多的文稿,除了少数见储报端外,其余的不是退稿,就是石沉大海。长篇小说《世代红人》分上、下两集,达60万字,倾注了他不少的心血,只一丝不苟地誊写,都花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纸墨。但终因书中所述某些故事情节“违背了历史的真实”而被退稿令其重新修改。面对着这样的结果,他的心凉了大半截,他沉寂了许多天。

后来,吕奠基终于想开了。也明白了“失败乃成功之母”的道理。他感到,惋惜的不是其它,惟有时光。于是他将一大捆废文稿束之高阁,开始钻研写作理论知识。1983年又筹资参加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学习。得到诗人阿红、晓帆、丁仁山等的悉心指导。1986年参加中国逻辑与语言大学函授学习,进一步拓宽知识面,使文学功底更加扎实。

20世纪90年代初,吕奠基已年迈花甲,离开了鸡川中学,过上了躬耕畎亩的生活,这为他提供了充分的创作时间。他不仅又接连发表了一些短小诗作,而且,产生了出书的念头。出书,对于一个经济十分拮据,而且又要供给子女上大学的农民来说,是谈何容易的事。但不管怎样,他还是硬着头皮,把设想一步一步地往实处落。第一本书稿《古联供赏》15万字,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审阅出版,出版费初为8000元,后为了照顾他,优惠至2000元,印刷费10000元。这12000元的“巨额”现金,哪里来呢?吕奠基除了七拼八凑挪借之外,更多的得从信用社伸手贷了,但贷款也是多么困难呀!不仅如此。这段时间里,各种关于他的蜚语时不时传入到他的耳朵里,大多数人认为吕奠基在搬石头往自己脚上砸。可是吕奠基,却横下了心。终于1994年4月《古联供赏》付梓印刷了5000本。

《古联供赏》诚然出版发行,而且社会评价很高,但出书给他的困顿使他一筹莫展。此后,《黄土地的歌》、《我心中的哑巴》、《陇中抒怀》、《写不完的家春秋》等书,数十万字,因资金限制,只能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雷鸣的帮助下,由市文联以内部出书号印刷发行。于2007年5月又自筹资金,由黄河艺术出版社出版了《通渭新吟》一书。

吕奠基的作品,主题鲜明,语言朴实,洋溢着浓郁的乡土香味和生活气息。深受广大读者的青睐和欢迎,如许多秦安人将“车过仙岭下秦安,一匹红锦铺平川,陶令不知何处去?此地正是桃花源”的诗句背得滚瓜烂熟。吕奠基也因此倍受人们的尊敬。其实,吕奠基自己也总是想:文艺创作,一定要匡谬扶正,一定要向人民负责,向社会负责。

2001年4月,吕奠基以作家代表身份,参加了由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社主办的中国作家世纪论坛会议。其作品《赶路》、《路边花》、《新农村》、《赞小康》、《农民祭山》等7首诗歌荣获二等奖,并载入“中国作家世纪论坛作家代表作品汇编”《畅想新世纪之歌》,《让我痛心的母爱》等篇散文,在全国征文赛上荣获二等奖,并载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永恒的母爱》;格言5则,在“中国当代人生格言征稿活动”中被评为优秀作品,并收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当代人生格言》(二)一书,其中4则格言又载入由中国科学出版社于2006年12月出版的《共和国建设者智慧格言宝典》一书,获优秀奖,并由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中国改革报社、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研究院联合颁发“当代文学之星”奖章一枚。个人辞条载入《世界优秀人才大典》、《世界艺术家名人录》、《中国专家人才库》、《通渭人物志》等近20种大型辞书。

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尚有《古代人事摘联》、《当代人生格言短集》、《人到黄昏思亲人》、《让红日永现这方蓝天》、《什么是梦、梦是什么》、《人生梦难圆》、《片言碎语》等书,初稿已成,准备陆续出版。

书画情深

吕奠基对绘画与书法同样也很感兴趣。对于绘画,他从小就阅读《芥子园画谱》、《砚边点滴》、《怎样画花鸟》等绘画书籍,并潜心临摹,也创作了不少好的作品。

对于书法,他从小喜欢,而且很有禀赋。年长之后,又经常临池不辍,兼吸颜、柳、欧、赵等诸家之长,逐渐自成风格。他的字,笔法刚柔相济,气韵流畅,造型健美,布局得当。深得当地父老乡亲的喜爱,经常为众乡邻泼墨写字。他说:只要字画能使房屋布置和谐,主人高兴,他就心满意足了。

由于他至深至重的书法情,多年来,他也参加了不同级别的不少书法交流活动。而且亲自赴京、沪参加大型会展,许多作品获得嘉奖并被大型展览馆收藏,各种荣誉也不断飞来。但他却视之淡然,仍然伏案弄墨,自逐其高,进行着一种永无止境的追求。2005年4月,他的书法集《吕奠基书法作品集》又印刷发行了。对于一位农民出身的文化人,他的成果,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

  

一般而言,人对事的认识有这么两种:

对于诸事都浅尝辄止的人来说,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那么不值得一提;但是对一个亲历了跋涉的艰难,失败的落魄和收获的喜悦的人来说,一切又都显得那么珍贵,那么来之不易。吕奠基则是游离于这两种评判中间的一位农民,一位农民身份的文化人。也许,他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不是那些废弃了的书稿,不是那日渐增高的贷款,也不是那消瘦疲惫的卖书人身影,而是那种默无声息的,前行不止的作为和精神。这是熟悉他、了解他、认识他,甚至听说过他的人对他最多最中恳的评价。能够读懂吕奠基精神的人,也一定不难会因此而想起陆游的词《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一个红军战士走过的路

杜世兴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我作为一名亲身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欣欣向荣,使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故用拙笔写就了这篇文章,以慰先烈之英灵,启迪后代之精神,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我生于1918年5月,今年79岁。祖籍四川省北川县复兴乡其罗霸。我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因此而改嫁,是爷爷、奶奶把我拉扯长大的。七八岁时,和爷爷、二叔靠给人背炭、扛木头、担茶叶维持生活;12岁开始给一姓刘的地主做活,每天干活在13小时以上,1933年3月,徐向前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途经北川,他们宣传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专门打地主恶霸,为咱们穷人求解放的。”我听了以后,便高兴得跳了起来:那该多好啊,打倒了地主恶霸,不就有了我们穷人的活路吗?于是,只有15岁的我,背着爷爷、奶奶,毅然参加了红军,被分在四军军部交通队当勤务兵。两年之后,到31军274团给政治处主任当勤务员,后来,又到了侦察连,由于张国焘分裂路线的干扰,我们先后三过雪山、草地,吃尽了苦头。

1932年底至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由陕南入川,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粉碎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之后,红军利用四川军阀的内部矛盾,集中主力,于1933年秋连续发起了三次战役,歼敌近两万,开拓了大片新区,创建了包括23个县(市)的红色政权,红军由入川时的1.5万人发展到约8万人,从而极大地震动了四川军阀:1935年,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一部主力西调,协助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川陕会剿”。为摆脱不利处境,并争取与中央红军会合,4月,红军向岷江地区西进;5月,克茂县,占领松潘、理番等地;6月,我先头部队攻克懋功,歼灭邓锡侯部两个营及地方武装近千人。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统一战略方针,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主张,在懋功的两河口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争取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会后,中共中央派来了由王稼祥、李富春、刘伯承、李维汉等组成的慰问团,到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并传达贯彻中央决定;8月,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到8月底,我跟随的红军右路军全部过了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9月,张国焘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说什么“北进显然是不利的”,“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接着下达南下命令,不顾朱德、刘伯承的坚决抵制和反对,擅自率部南下。这样,我军又沿原来北上路线过草地南返,到达毛儿盖地区;10月,部队翻过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发起攻击;11月,我军攻占宝兴、天全,全包围芦山。芦山守敌弃城逃跑,红军占领芦山县城。中旬,我部攻占名山东北要镇百丈关。敌刘湘以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红军百丈关突出阵地猛烈反攻。红军与敌反复苦战七昼夜,虽然杀伤了大量敌人,但是也牺牲了上万的红军战士。最后被迫撤出百丈关一带阵地,转移到九顶山到莲花山一线防守;12月,部队分别驻守雅河以南、芦山附近及金汤、丹巴一带,与国民党第二路军及川军对峙;1936年2月中旬,敌薛岳部六个师配全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这时红军前有强敌,后无巩固的后方,部队的兵员、粮弹得不到必要的补充,无法在此与敌长期周旋。于是被迫撤出川康地区,经战功向西北转移,退至道孚、炉霍、甘孜一带。此时,我军由南下时的八万多人减至四万多人,张国焘擅自率部南下所形成的被动局面与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胜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广大红军指战员要求北上抗日,与党中央会合的心情与日俱增。在道孚县,朱德给我们讲话,说一定要走,要往北走,到抗日的前线去,不象以前再返回了,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并准备好衣服、帽子,问我们有信心没有。我们说:“有!”朱德给我们白天上军事课,晚上搞夜战演习。这时,二、六军团由湘鄂川边的根据地出发,经过湖南省的新化县,经贵州、云南、四川数省远征,历尽千辛万苦,于4月底渡过金沙江,也来到甘孜,6月下旬与四方面军会师。是时,中共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结成第二方面军;7月初,二、四方面军根据中央指示,先后向甘南开进,经过将近一月的长途跋涉,穿过茫茫草地,于8月初胜利到达巴西、包座地区,取得了北上抗日与党中央会合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9月,二、四方面军实施“岷洮西战役计划”。我军抢占天险腊子口,随即包围岷州,占领洮州,克通渭;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终于在会宁大会师,胜利地结束了伟大的长征,为北上抗日、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在途经会宁县一个叫柴家咀的村庄时,我因饥饿疲劳成疾,加上足部溃烂化脓而掉了队,只好改名换姓,沿门乞讨糊口度日。之后,在通渭县陇川乡徐湾村给一姓王的地主做活,直到解放。

尽管对于我来说,长征这段经历犹如九死一生,但相对于那些长眠在雪山草地上的先烈和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们。我不过是只当了四年的红军战士,但是,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这个曾经在最困难的时期追随过她的“小娃子”。解放后,我踊跃参加了“土地改革”、“减租反霸”运动,打土豪,分田地,和千千万万受苦人一样,分到了房子和土地,随后又成了家。合作化时期,我主动协助区、乡政府做群众的思想动员工作,积极走合作化道路;这期间,先后当农村基层干部10余年。从此以后,随着孩子们的长大,加上老伴常年患病,家庭拖累越来越大,家中只有我一个劳动力,每年出粮款成百元,但我还是把四个儿子送进学校,学习文化知识,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材:1978年,民政部门落实优抚政策,发给我“红军流落人员证”;1984年10月,又补发“西路军红军战士光荣证”,每月给予生活补助费,使我能够幸福的安度晚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拿我们社来说,家家有余粮,户户通了电,大多数农户买上了电视机,家庭住房大为改观,手头上也有了零花钱,老百姓安居乐业。他们说现在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比一天好,我家也是如此,怎能不叫我高兴呢?

我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没有上过学,参加红军后,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扫了盲,识了不少字,还亲自聆听了毛主席、朱德、徐向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对我以后的生活道路鞭策很大。

 

注:作者杜世兴,于2001年去世

 

勤政知县刘世纶

何宗乾

打开每一部通渭县志阅读,记载因治理通渭有政绩而入祀“名宦祠”的历史人物就有明朝万历年间的通渭知县刘世纶。

刘世纶,字肫仁,四川省仁寿县人,举人。明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13—1618),任通渭知县。他到任后,目睹通渭土瘠民贫、几经兵戎纷扰、困苦不堪的现状,便因地制宜,竭力实干5年,出现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新局面,他也就深受人民爱戴了。

重实际,百业并举惠百姓

刘世纶一踏上通渭这片土地,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山高土冷,光村赤地”。于是,他陷入了深思:古有“五亩之宅”,环而“树之以桑”之语,俗语也有“道旁栽白杨,河边柳成行”之说。这里的人民为什么不植树造林呢?植树的确可以“佐五谷之不足,供梁栋之用,资爨薪之需,制器物,荫行路”,“子子孙孙利益多”。他首先下令各乡人民广栽榆柳,以改变旧貌,期待将来有一日能够绿树成林遍山河。其次令各保甲广立义学,使贫寒弟子读书识字,教化人民,启民心智。再次在县城南草场西建修养济院,收养本县鳏寡孤独、无依无靠者,使其有所养。第四,他整修官宅,新建教谕宅。为解决会课诸生的做饭问题,增修火房,改善学习条件。第五,他捐俸重建僧会司正殿、廊房、僧房、仪门共20余间。第六,慷慨捐俸,组织人员,历时四年完成《重修通渭县志》。甘肃靖远道秦大夔作序时说:“其文质,其事核,其考据确而不谬。”并称赞此志“一展卷而一邑之财赋、疆域、山川、人物以及一切细微曲折、靡不犁然毕见。”

刘世纶治理政事,先劝民全力耕田,解决吃饭问题,还导民广种树、立义学、设养济院、重建僧会司等多项慈善事业,使民乐业而欢快。

广营建,设防习武保平安

人常说民以食为天,但有饭吃了,还想着如何能够有长久的太平日子。刘世纶是深知这一点的。他来通渭的第二年,就呈章请奏抚院,大力整修年久倾塌的城垣。在南城门上修楼3间,加固增高东城墙,上修文昌阁。并整修县署过厅、书房、廊庑、亭轩,增修铺长库吏房、架阁仓吏房、二层寅宾馆、申明亭、旌善亭等共60多间。重修县署门,上建谯楼报更,门旁附设“八”字墙以壮其势。他还大力组织民众修筑墩堡,5或7里筑一墩,10里设一铺,20里建一堡;堡、墩中修一台,台上起楼,楼屋盖上天棚。刘世纶还教民习武,把全县民兵分为两组,互换轮流,一半时间集中于演武场操练待巡,一半时间在各堡、墩同保甲乡民防守,做到有备无患,全县人民不仅乐其业,而且能够安居了。

捐鹤俸(微薄的官俸),创修水利灌良田

刘世纶任职的第三年,他详察了通渭城周围的土地、河流等自然资源,一个新的念头萌动了。此处土地平旷,又有河水,何不拦截引水灌良田,使地高产呢?他把自己的想法吐露给县丞芮时杞,得到芮的大力支持。于是他俩带头捐俸置料,雇请民工,在县西北鞍头寺(今斩岘下)筑堤数十丈蓄水,开渠截引两河流水,绕城至东川,灌田20顷(一顷为百亩,合计2千亩),且供人畜饮用。常言说,水是生命之源,又说水是农业的命脉。再说通渭“十年九旱”,有了水田,可以保丰收,真是:汩汩清流灌良田,丝丝甘霖润民心。城区百姓得到了很大实惠,他们从心底里感激自己的“父母官”。

世纶这一创举,使通渭人民有了水田,开创了通渭人民发展水利事业的先河。

除弊端,推行“一条鞭”征税法

刘世纶不但能详查民情,全面了解政令的得失,而且能体民心,解民困。他目睹以往国税名目繁多,诸如地赋、力役、丁税、均徭银等等,加之有些吏员、保甲,公征私取,弊端百出,人民负担深重。他删繁就简,除弊兴利,将丁役、土贡等税并于田赋,计亩征收,从而堵塞了漏洞,减轻了人民负担,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刘世纶在通渭任职五年,他忠于职守,殚精竭虑,实干苦干了五年。这五年,他与通渭百姓息息相关,功德卓著,升任临洮府同知兼督兰厅。有生祠碑记,后入“名宦祠”。

今天,我们举目望见横跨西河与牛谷河上的引灌渡槽时,或者去锦屏水库时,是否还想起竟有人已在距今三百八十多年前就截引两河流水灌田夺高产的历史遗迹呢?知古鉴今,古人做过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今天还得做;古人没有来得及做,但能满足于人民生活需求的事,我们更应该去想、去做、去干、干出成效来。

 

 

塔 坭 寺 记

县志办

通渭县常家河镇西五里许有塔坭山,又名湛龙山(今称斩龙山),其山麓有庙宇。寺以山名,故名塔坭寺。

自常河镇西行,峰绕岭缠,曲径逶迤。过三里许,山环如抱,山岚翠柏之中,有香烟缭绕,磬音阵阵,即至塔坭寺。山门为一牌楼,四柱擎天,重檐飞翘,牌额有镏金大字“塔坭寺”,流畅典雅。柱悬二联,外楷内隶,楷为陇上名耆何裕先生墨迹,曰:“庙院有尘清风扫,山门无锁白云封”,笔力遒劲,给人肃然超越之感;隶为已故中国书协副主席刘炳森先生手书,联曰:“云行雨施不崇朝而遍天下,理大物博祖阳气之发东方”,骨气洞达,发道家之幽思。

进山门右行,为寺院整体建筑群,中有重檐门楼一座,柱明廊阔,前开三门。门楼左右为钟楼、鼓楼,精巧别致。进门楼,即见大殿,雄伟浑朴,架斗飞檐,气势逼人。檐廊及台阶皆用刨光大理石铺墁,美观大方。台阶栏柱左右两只狮子怒目而视,邪佞望而生畏。拾级而上,一匾入目,“天开化宇”,系原本省政协副主席黄汉卿所书。殿内正中为泰山金身,众侍者左右而立。殿墙上铺陈十殿阎君之事,旨在惩恶扬善。大殿东、西为配殿。东为三圣宫,内奉祖师、文昌、雷祖,寓儒、释、道和平共处之意;西为三霄殿,内奉三霄圣母,清眉秀目,下列诸女神,可谓立俗施事,无所不宜。院内另有蓬玄岛、太空宫、圣膳阁、土地祠等建筑,雕梁画栋,各有风姿。院中有大香鼎一尊,上镌“普渡众生,岱宗在望”等语,紫烟萦绕,终年不绝。相传昔年寺院为二进,前道后佛。后经世变,寺观湮没,而今前院复其旧制。适此清平之世,寺中信众欲再造莲台,恢复后院,惜民力维艰,泉资困窘,夙愿未偿。

塔坭寺为上社、中社、下社和南社信众共立,香火延及甘谷、陇西、静宁等陇中诸县。建寺之因,此间传为一女子结茅守土之地,伽蓝肇始不可确考,然其史迹数见于本邑方志。明万历四十一年《重修通渭县志·建置·庙宇》载曰:“塔坭寺在县南七十里,有常住地”。清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志·沿革·山川》载曰:“塔坭山,在县南七十里,上有塔坭寺,昔于土中得□碑,乃唐太宗敕建,今寺尚存”。该志另载:“塔坭寺在县南七十里,唐人重修。”光绪十九年《通渭县新志·山水》记载:“东亘十里为塔坭山,俗呼湛龙山,上有寺,掘获一甓,系唐太宗敕建。”于志而知,有明一代,寺已闻名本邑,其史可上溯至唐太宗,亦或更早。然阅志存疑,一代英主缘何在此僻壤敕建庙宇,其间必有动人凄怆之传说。

世事沧桑,通渭之地,兵灾频仍,塔坭寺亦命运多舛,已无当年之风貌。今寺内佛殿无存。或损于地震,或毁于兵燹,或亡于人事,无从详考。据《塔坭寺庙记》载,清同治七年,塔坭寺毁于兵火,“庙内空荡”。及至光绪十三年才重立庙址,时有东岳正殿、三圣宫殿、三霄娘娘殿、城隍庙、戏楼各一座、大小僧房四座,门前砖塔一座,庙院占地一,有地产十九。民国年间“泰山金身被损”,至甲午年(1954年)才“塑化金身,翻修庙宇”。“文革”期间,塔坭寺渐被废弃,改作他用。寺前砖塔倾覆,下出木盒,中有骸骨,今均已荡然无迹。物换星移,云散天开,塔坭寺始得新建。

寺中现存一石一柱。石一尺见方,正面刻“泰山撼”,背刻“寿山福海”,皆拙朴苍劲。石乃“泰山石敢挡”。因上古有泰山“配天作镇”、“泰山安则天下安”之说。“泰山石敢挡”以有形之器物阐释无形之观念,古代采泰山石以立街口门前,避邪祈福。斯此泰山灵石,福佑此地苍生和平安宁,富足繁荣。柱为青石,方形,长尺余,宽约三寸,上镌“光绪六年三月廿八日四社仝□”字样,上下榫头皆在,是为香炉支柱。

塔坭寺庙会为三月二十八日,时天朗气清,五谷催生。商贾云集,少长咸至。道旁蕊吐鸟鸣,路中肩摩毂击。台上锣鼓相发,丝竹互和;会场童稚追逐相嬉,耄耋闭目宁神。天地一派生机。

出寺观之,庭院旷拓,树木扶疏,群峰如簇,云气迷漫,苍松古柏,青翠欲滴。念此一方之人,朝餐晨晖,夕枕落霞,亦人间之幸事。

乙酉年四月,我室同仁佑林、丙辰、旭涛、文胜、旭东应塔坭寺众之约,瞻观斯寺,遂作此记。

 

时乙酉年十月廿三日



 

版权所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渭县委员会  
主办单位:甘肃省通渭政协办公室    陇ICP备14000178号
技术服务:迅达科技     电话:18993215286  
甘公网安备 62112102000007号